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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在郧县梅铺村沟龙骨洞，发现三颗猿人牙齿化石、打制石器及20多种动物化石，这些动物化石一部分属于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还有距今六十万年至一百万年的更新世的桑化鬣狗。说明郧县猿人的年代早于北京猿人和蓝田猿人。郧县猿人洞是我国第五个发现猿人化石的地方。
1976年，在郧西县神雾岭白龙洞也发现了猿人牙齿化石三颗，还有狸、犀、獾、鹿、牛、剑齿虎等20多种动物的牙齿、头角、骨骼、化石及打制器、尖削器、砍砸器等。其年代大约与北京猿人的时代相同，距今五十万年，考古工作者称为“郧西猿人”。
1976年至1978年，在房县七里河发掘出一座新石器时代部落遗址，总面积为6万余平方米，发掘面积为1650余平方米，发现古房屋建筑遗址19处，墓葬26处。同时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和骨器。出土的大型器物有鼎、甑、罐、钵、盆、杯、碗、壶等。器械有石斧、石锄、石箭头、陶纺轮等。经考古学家初步鉴定：大约属于汉水中上游的丹江流域新石器痕迹系统。它既有汉江平原的新石器痕迹因素，也与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有着密切的关系。
1986年和1987年分别在房县的兔子洼、养鼻岭、郧县的东峰、庹家洲、辽瓦店子、郭家院、大寺、青龙泉等地都发现了大批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遗址。历史学家根据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把长江中游及汉水为中心的十堰、襄阳、武汉等地区列为屈家岭文化区。它是以湖北京山县屈家岭而得名，距今约四千五百年，这是继母系氏族公社后的一个阶段，属于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时期，是由氏族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在十堰这块土地上，从猿人到智人再到现代人，有一条明晰的发展过程，并且形成系列，专家们推断，十堰地区可能是我国早期人类活动频繁的地区之一，省、市考古工作者一直把十堰作为考古的重点进行普查。
1988年，湖北省文化厅组织了全省性文物大普查，他们把十堰地区作为普查重点。考古工作者不辞辛劳，踏遍了十堰的山山水水，1989年5月18日，在郧县青曲镇弥陀村发掘出土了一具基本完整的南猿头骨化石，这究竟是不是南猿头骨化石，十堰考古工作者不敢贸然断定，他们一面采取保护、保密措施，一面急电省有关部门。
化石经市、省文化局(厅)，博物馆的领导、专家同意，立即送往北京，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进行初步修理、测量，上颌齿弓及硬腭清楚地显露出来，头骨各部位的形状、位置、大小符合古猿类特征。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和古人类专家贾兰坡先生以及该所的黄万波副研究员，顾玉岷副研究员等十多位专家、学者，对这具化石已显露出来的特征，进行了认真的观察、研究、比较、鉴定，专家们亲笔写出了鉴定意见，一致认为，此化石属于南方古猿类，距今已有200万年左右的历史，从而证明了中国是早期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这给人类发展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填补了亚洲古人类发展缺环。贾兰坡教授高度赞誉郧县南猿的发现，其意义可与北京猿人第一个头骨发现的意义相比。并定名为“郧县人”。
郧县南猿定名后，湖北省考古研究所及时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国内外公布了这一重大成果。《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中国新闻报》、《文物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中央电视台、湖北电视台等国内新闻单位先后作为重要新闻报道了这一消息。《科技日报》把这一发现列为1989年我国十大科技新闻之一。美国、英国、法国、日本主要报刊纷纷撰文，报导这一重大发现，阐述其对于人类起源理论的重要意义。这一发现，要修正关于人类仅起源于非洲和非洲迁徙的传统观点。为此中国人民高兴、亚洲人民高兴，因为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新论断，要补写人类发展史。
郧县档案馆已将“南猿化石”发现的有关文字材料、照片、专家鉴定意见及中外新闻单位公布的消息、文章，收集进馆，作为重要全宗进行保管，为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提供资料。
郧县人”头骨化石发现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郧县举行。来自美、韩等国，以及中科院、国家文物局、北大的众多专家学者与会。1989年5月18日和1990年6月15日，在郧县青曲镇弥陀寺村学堂梁子出土的两具古人类头骨化石，震惊了人类考古学界。省文物局在组织专家参观“郧县人”学堂梁子遗址时披露，将继续加大对“郧县人”遗址公园的建设力度。
1989年5月，发掘出两颗完整的远古人类头骨化石，被专家确认为距今已100多万前的远古人类化石，这一发现，改变了人类起源非洲的传说，“郧县人”头骨化石的发现，它向世界宣称：古老的汉江是汉民族文化的摇篮；古老的“郧县人”是中国人的祖先，现在在“郧县人”出土处建有“郧县人”雕刻头像，“郧县人”展馆。
“郧县人”头骨化石考古发现有二件。于1989年5月，郧阳地区博物馆（十堰市博物馆）组织全地区文物干部进行文物补查。第一件头骨化石由郧县博物馆王正华、郧西县文管所屈胜民组成的普查小组于18日在郧县曲远河口学堂粱子发现了第一件头骨化石，编号为I号头骨化石；于1990年5一一6月由湖北省考古所、郧阳地区博物馆、郧县博物馆联合进行了试掘工作，又发现第二件头骨化石，编号为Ⅱ号头骨化石。以后又接连两次进行了发掘工作，获取了大量的伴生动物化石和数百件石器。两件完好的头骨化石的发现，轰动了世界古人类考古学界。初步研究，被认为是“南方古猿”化石材料。随着对化石材料的修复与揭示，以及研究的深入，从其形态上看既有直立人的原始性，又有智人的进化特征。被认定为直立人，命名为“郧县人”，其时代为中更新世早期，在80一一100万年左右。因为两件头骨化石标本空前的完好，它对人类的起源与发展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I号头骨化石，在1989年底被《科技日报》发表选为全国十大科技新闻之一。于1990年被《中国文物报》选为“七五”期间和全国当年双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并给郧阳地区博物馆颁发了证书。1990年以来的多次发掘，在其文化层共出土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等石器241件，以及大量打击碎片和带有打击痕的砾石，并出土似手斧的两面器。与人类化石伴生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而且头骨、下颌骨完整者数量之大是其他遗址不多见的。
在1997年3月20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红山发现了一块奇特的化石。化石岩面上有个很像人类鞋印的印迹，印迹跟部有一条小古鳕鱼。化石出土于晚古生代二叠纪内陆湖盆的灰岩、页岩、油页岩地层中，距今约2.7亿年。鞋印的印迹全长26厘米，前端最宽处10厘米，跟部宽5厘米，前宽后窄，并有双重缝印，形态酷似人类左脚穿着皮鞋的鞋印。鞋印内有一条头朝鞋跟部、体长13厘米的古鳕类小鱼。标本背面部分劈开，能看到鞋印受外力挤压后形成的砂土粘连层，前部厚2厘米，中部厚1.5厘米。劈开后的另一块岩石面上，还有一条大鳕鱼。它与鞋印约成90°，埋藏于底部。劈开时，大鳕鱼的头、腹粘连于鞋印背面，鳕鱼背、背鳍、尾部均清晰可见。这块极端反常的化石的发现，不仅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也使人们陷入不解和困惑之中。从印迹的形态及尺寸上看，它是一只左脚的鞋印，鞋底上的双重缝印迹清晰。岩面上凹陷处，两端深中间浅，其受力前大后小，与人类走路时脚尖着力大，脚弓着力小的原理一致。
化石属于乌鲁木齐市11中退休教师海涛。“在一块2尺见方的岩石板上，赫然印着一个26厘米左右的鞋印，清楚地显示出这是一只双重封印的皮鞋印，而在这个鞋印的后半部分，还有一只13厘米长的古鳕鱼化石。海涛老师说，通过化石背面的受力情况就可以分辨出这是一只左脚踩过的痕迹，是生活在晚中生代二叠纪时期的古鳕鱼化石，证明化石距今已有两亿年”。
此类化石被称为“与地层年代不符合的发现物”，目前仅在美国发现一例。报道还称，化石的展版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标本馆展出后引起轰动。
著名科技打假人方舟子曾就此发表评论文章《奇怪的化石奇怪吗？》。方舟子认为，“其真实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这些专家究竟都是谁，是什么样的专家，我想这是读者最有兴趣知道的，然而这篇报道却对此语焉不详。”
难道真如柑关媒体报道的那样，“2亿年前化石上有鞋印”？如果不是，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
海涛老师详细地讲述了发生在他与这块所谓的鞋印化石之间的故事。
这块化石发现于1997年。当时，海涛一个人在坐落于乌鲁木齐市的红山采集化石。”当时并没有预料到有双重缝印的皮底鞋印。
海涛在对化石进行清理后发现，上面的印迹看上去特别像一个鞋印，双重缝印，皮底鞋。“从形状上来看，好像是在湖边的软泥上，有人穿着皮底鞋在上面踩了一下。”在后跟处，是一条13厘米大小的古鳕鱼。
海涛立即把这项发现上报给了乌鲁木齐市科协，科协把这事情报给政府。后来，电视台、研究所、文化局都知道了，“专门去出土的地方考察，大家都发现这是一个很难解的奥秘”。
海涛介绍说，该化石采集的地方是乌鲁木齐的红山，根据绝对地质年代和相对地质年代，化石属于晚古生代，地质年代是2.7亿年以前。“那时候地球上是没有人的，别说是鞋印，就是脚印也是很了不起。‘鞋印’就意味着当时不仅有了高等生命，而且还有了高度文明。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没有办法解释，后来我们查了资料，美国也有发现，时间是1927年。国际上也在研究，这被叫做‘奥帕茨’，翻泽过来叫做‘与地层时代不相符合的出土物’。”
“我们自己也没有结论，也就是猜想”。海涛讲述了当时自己对这个发现的三个猜想：第一个，是不是地球过去有过的远古人类？第二个，是不是外星人来地球留下了痕迹？第三个，什么都不是。“现在只能这样解释，可能是什么动物压成的样子特别相似的”。
从此，海涛和“鞋印化石”就越传越远。
方舟子曾专门撰文，对鞋印化石之类的“与地层时代不符合的发现物”作出了否定。他认为，“如果海涛手上的化石引起了古生物学家的兴趣而做出专业鉴定的话，那么我相信其结果会和‘巨人脚印’化石一样，或者是伪造的，或者是其他古生物化石被误认为‘脚印’、‘鱼鳍’。”
他说，科学研究有一条被普遍接受的原则：非常惊人的主张需要非常确凿的证据。进化论是被生物学界一致接受的科学理论，有无数确凿的证据。想要推翻进化论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主张，需要特别确凿的证据，不是靠一个不专业的发现者的自我宣扬和不专业的新闻报道就能证明的。
针对此类所谓的“与地层时代不相符合的出土物”，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古动物馆馆长王原介绍，类似的说法还有很多，但都未经科学证实，“我觉得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因为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出现。”
生物的演化具有不可逆性，所以不同地质时代保存下来的生物化石也各有特色。正因为如此，古生物学者可以根据化石的种类基本判断那个动物所处的地层的时代。王原介绍说，两个不同时代的动物化石，经过后期地质改造重新埋藏在一起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即使发生了二次埋藏，也可以从岩石上分析出来。与地层时代不相符合的发现物，真正被证实的还从来没有一例。
如果不是鞋印，那么海涛化石上的印迹会是什么呢？“我的三个猜想之一，什么都不是；也可能是某一种动物的印迹。”海涛说。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结论总是出在证据确凿之后。化石上的印迹究竟是什么？连海涛老人自己都“不敢说”，“害怕太冒昧”。然而，老人的“奇特化石”却一不小心成了媒体口中的“鞋印化石”。科学的定论必须经得住反复的推敲和论证，更何况结论有违被生物学界一致接受的科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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